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日本琵琶湖的治理及借鑒意義
湖南-滋賀結為友好省縣30周年紀念慶典前夕，我們作為日本協力基金（JICA）下水道建設和環境教育項目研修生來日本滋賀縣學習，琵琶湖清澈透底的湖水給了我們極大的震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按照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要求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創新，湖南省政府已將湘江流域列為一號重點工程，凝思眼下的琵琶湖，無疑對我國生態環境建設極具標本作用和借鑒意義。
一、琵琶湖的基本情況。
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四面環山，面積約674平方公里，周長大約235公里，平均水深41米，最深點約104米，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琵琶湖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鄰近日本古都京都、奈良，橫臥在經濟重鎮大阪和名古屋之間，是日本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琵琶湖是京阪地區1400萬人居民的飲用水源，并已發展成為全球湖泊保護的研究和宣傳教育基地。
二、極強的資源意識和生態保護意識。
千百年來，日本人民在琵琶湖一帶生活棲息，孕育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和燦爛的精神文明，日本文化經典《萬葉集》和《源氏物語》便成就于此，日本人民自古就視琵琶湖為母親湖，加強其資源利用和生態保護，其中1890年和1912年相繼建成兩條飲水渠道，實現對京都—大阪地區供水，同時建成的電站工程則帶動了京都市一大批工業項目建設，徹底改變了琵琶湖封閉式的水資源利用的傳統版圖和格局。
琵琶湖納入河流460條，流出河流僅賴田川一條，自然條件極為封閉，湖體凈化周期為19年，進多出少的水流格局使得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相比之下我國第二大淡水湖泊---洞庭湖水體凈化周期僅18天，因此琵琶湖環境保護的自然凈化條件并不好，雖然自明治時代實施對京阪地區供水以來，就一直重視對琵琶湖的水質保護，但進入196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琵琶湖的環境也遭到嚴重的污染與破壞，水質下降，赤潮、綠藻時有發生，淺水區更是堆滿了漂浮來的各種生活垃圾，京都市供水中一度出現過霉臭味。也正是從那個時期起，日本國和當地政府加強了對琵琶湖的綜合治理和公害防治工作。
以恢復工業高度發展前水質水平為目標，日本政府和滋賀縣地方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和條例，對琵琶湖周圍地區的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排放、湖泊與河流的堤防建設等作了明確的具體規定，1972年滋賀縣又制定出琵琶湖綜合開發計劃，對琵琶湖的環保、治理和開發利用作出中期規劃。1986年制定第一期湖泊水質保護計劃以來，每隔5年進行一次重新評估，擬定下一個五年計劃，目前已經實施到第6期。其中滋賀縣制定數倍嚴格于國家統一標準的地方性環境質量標準尤其引人注目，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等影響湖泊富營養化指標的標準限值分別為1、0.2和0.01毫克/立方米，目前該湖主要水體三大指標已經分別達到2.6、0.25和0.01毫克/立方米水平。
三、琵琶湖的污染治理。
1、城市生活污水處理。滋賀縣城鄉污水處理在琵琶湖污染治理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污水處理率98.4%，在日本國47個省級行政單位中排名第二。全縣已經建成高度發達的污水管網體系，城市公共下水道普及率達到87.3%，尚未普及的城區則安裝按國家統一標準制作的合并凈化槽，接入城市公共下水道后送往滋賀縣已經建成的9座污水處理廠，日本城市污水處理受《下水道法》規制，生物耗氧量、化學耗氧量、懸浮物、總氮、總磷的標準分別是日均值4.8、20、40、5、和0.25毫克/升，而我國城鎮污水處理廠目前普遍采用的1級B標準中，上述五項濃度限值分別是20、60、20、20和1毫克/升。為實現琵琶湖的有效治理，滋賀縣各級政府所屬的污水處理廠嚴格實施限值標準，不斷深化技術升級和質量管理，如滋賀縣最大的污水處理廠---湖南中部污水處理廠逐步實現活性污泥法、氧化溝法向多段硝化脫氮處理的轉變，并采取砂濾、液氯和臭氧等進行深度處理，較好地解決了細菌和渾濁等水質問題，生物耗氧量、化學耗氧量、總氮和總磷分別為0.9、5.2、5.1和0.06毫克/升，懸浮物已經達到不能檢出水平，排放水質已經堪與國內自來水相比。滋賀縣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均采取封閉運行并實施除臭處理，解決了國內污水處理廠建設普遍存在的公眾環境污染投訴問題。
2、城鎮工業污染治理。1972年日本制定了《水質污濁防止法》，滋賀縣同時制定了嚴于國家限制的企業廢水標準，政府要求所有企業均達標排放，經常采取突擊性的環境監察和監測，對治理無望的企業實行關閉淘汰，對有意愿治理又缺乏資金的企業提供資金援助，目前境內420家企業中達標企業占到65%，對于達不到企業廢水排放標準的企業，其廢水禁止直接排入水體，而是納入城市污水管網進行集中處置。
3、農村面源污染治理。為保護琵琶湖水質，污染物排放較大的畜禽養殖和水產養殖比重已經降到很低，轄區內農業生產以污染程度較低的糧食蔬菜種植和天然水產養殖為主，且大力引進精準施肥、利用堆肥等技術，降低肥料使用量。為解決灌溉用水直接下田的問題，滋賀縣409個村落已全部建建成污水處理設施，實現農業灌溉排水的循環利用。
4、公眾參與的環境治理。琵琶湖水質改善過程中，當地民眾發揮了巨大作用，如1977年發生赤潮，全縣人民自發走上街頭宣傳為此專門制定的《富營養化防止條例》，廣大家庭婦女積極參與，自覺抵制使用合成含磷洗滌劑。滋賀縣人民還常年組織義務植樹造林、拾撿垃圾、清除湖體污垢、割刈水草和蘆葦、監督企業排污等，涵養水源，減少污染物納入和湖體中腐敗物，推進了湖體水質改善。
四、琵琶湖治理對湖南省的借鑒意義。
1、全民普及的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意識。滋賀縣人民資源節約意識很強，沒有國內常見的“舌尖上的浪費”以及由此衍生的餐廚垃圾等問題，從飲食源頭減輕了對環境的壓力。同時滋賀縣對土地利用十分集約，滋賀縣從1964年以來工業土地利用記錄顯示，僅在經濟高速發展的1960年代的兩年中，土地利用面積達到450公頃，其余多數年份工業企業土地利用總面積不超過100公頃，如大津市水再生中心占地面積僅2.89公頃，日處理能力卻高達7萬噸，除實現廢水深度處理外還進行了除臭處理，雖然該中心地處鬧市卻絕無絲毫臭味，沒有中國城市環保設施普遍存在的公眾環境投訴和“公廁效應”，處理池上方甚至建成了一個市民休閑花園。滋賀縣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實際，對推進我省長株潭兩型社會試驗區建設具有很大的示范意義。
2、確立飲用水源地保護目標，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將琵琶湖作為京都—大阪的主要飲水供給水源，系1881年京都府知事北垣國道主動提出，由滋賀縣和京都府共同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請經批準后實施，一開始就確定了琵琶湖其生態功能定位，并制定了相應的資金補償制度，理順了資源供給和生態補償的關系。為應對196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期帶來的水質惡化問題，也由日本政府出面，組織滋賀縣、京都府、大阪府共同商議，于1972年出臺《水質污濁防止法》，制定滋賀縣琵琶湖水質追加條例，水質保護經費由各方共同承擔。京都、大阪等地的多家企業，主動資助琵琶湖周邊環保事業和公益活動。琵琶湖作為飲水水源的生態定位，對我省湘江、洞庭湖和東江湖的生態定位和補償提供了參考價值。
3、劃定生態紅線，實施最嚴厲的水環境質量標準。琵琶湖封閉脆弱的生態系統和作為優質水資源的生態定位，決定了它極其嚴格的水質標準。我省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時期，暫時難于實施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但我國環境問題突出，但已經擬定的標準必須嚴格實行，尤其是工業廢水綜合排放標準、城鎮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和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否則的話，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就無法實現，人民群眾生活和健康質量就沒有保障。
3、大力開展環境宣傳力度。滋賀縣一直大力宣傳琵琶湖與人共生和永續利用的理念，實施人與湖“共鳴、共存、共享”的六字方針，將每年的7月1日和12月1日定為統一的環境保護日，組織民眾積極開展“山之子”、“湖之子”等活動，公眾環境意識普遍提高。在琵琶湖環境治理取得初步成果后，滋賀縣有了更高的全球環境責任擔當，1984年在琵琶湖畔召開了第一屆世界湖泊會議，目前已經演變成為在全球各國輪流召開的湖泊保護年會，此后還在聯合國環境計劃署的支持下，設立了國際湖泊環境委員會和國際環境技術中心，吸引了一大批湖泊生態環境保護的專家，為世界湖泊保護研究做出的新的貢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圍繞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生態文明制度的改革，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對照上述要求，琵琶湖治理幾乎提供了現成的答案，具有多方面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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