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質電廠沒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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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生物質發電享受與垃圾發電同等的政府補貼待遇
●各地針對秸稈禁燒的補貼若能以電廠收購量為基準真正補貼到農戶、中間商或發電企業手中，或者以政府為主導建立燃料收集體系，電廠燒秸稈的積極性自然會得到提高
●要改善因電費補貼滯后帶來的現金流短缺的問題，同時也希望提高發電電價來扭轉目前生物質電廠虧損的局面
◆本報記者徐衛星
在糧食主產區江蘇省，多地出現基層干部因禁燒秸稈不力被免職；與此同時，省內卻擁有堪稱全國最為密集的秸稈消化網絡，18座以秸稈為主要燃料的生物質電廠因燃料收集難而陷入普遍虧損的境地。
秸稈禁燒與資源利用本應相互促進，矛盾緣何產生？普遍虧損是政策缺陷還是企業競爭市場所為？現有政策環境和技術條件下，有沒有可行的經濟模式？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赴江蘇多地進行探訪。
燒麥秸是無奈之舉？
麥季時間短、勞力缺乏，直接焚燒省事，規模化水平低制約還田與收集
“秸稈禁燒從縣到鄉鎮呼聲很大，不僅要求交保證金、保證書，村長書記還要到田間地頭蹲點監視。但一開始可以，過幾天就不行了。”據淮安市洪澤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當地人介紹，秸稈禁燒基層監管難度太大，抓現行幾無可能。
在淮安市金湖縣陳橋等一些鄉鎮，為鼓勵秸稈禁燒，鎮政府給農民開出了每畝30元的補貼價格。偷燒現象雖有所遏制，但新的問題隨之產生。在田地、道路一側的水道溝渠中，被棄的秸稈隨處可見，造成河道的堵塞及污染。
不僅如此，“一些農機在收割小麥時為省油只收麥穗頭，留茬高度過高，造成秸稈返田時難度大、土壤難分解吸收，因此只有燒掉。”當地人告訴記者。
據淮安某生物質電廠負責人介紹，每逢六·五環境日當天，他都會給當地各鄉鎮的書記鎮長挨個發短信，一來善意提醒他們重視環境工作，另一方也出于企業自身生產運行考慮求購麥秸稈。
“每年的麥季是我們燃料最緊張的時候，但麥秸稈基本在田間地頭就燒掉了，根本沒人有空幫著收。往年發短信的結果是一噸都沒有，但隨著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重視，從去年開始有所好轉，今年收上來200余噸。”他解釋道，麥子在收割后馬不停蹄就要返田，之后灌水、育秧，前后只有一個星期到半個月的時間。“讓農民將秸稈摞在一旁，既影響生產還不順心，要是有人來收免費送都可以，但問題是勞力又不夠。而稻季則不同，收割后有充足的時間返田再播種，那時候人也空閑。”
在他看來，目前的包干到戶也是“阻礙”因素之一，特別是在農業人口大量轉移之后，農村呈現勞動力短缺、田地荒蕪化的趨勢，而分田到戶的所有制形式又制約實現規模化。
“從農業種植的設備投入角度來說，幾畝地沒有增加農機設備的需求。只有讓土地充分流轉，讓大部分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才能形成農場化、規模化效應，用機械真正代替人工，禁燒問題也引刃而解。”業內人士表示。
今年3月國務院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指出土地集約化程度低是“三農”問題的根源，這是中央首次公開明確這個觀點，也預示通過土地流轉形成規模化經營的做法將得到鼓勵和支持。
電廠收秸稈為何不積極？
電廠密集爭奪燃料，收購半徑不斷被擴大；企業希望禁燒補貼落到實處
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和分配工作組專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秦世平教授曾在2005年就發文指出，生物質發電應在我國黑龍江、新疆等以農場為農業生產模式的地區發展，其他地區由于農戶的規模太小，原料收集一定會遇到收集難和漲價的問題。
然而，由于當時我國生物質發電沒有實例，沒人對此說法重視。短短8年時間，江蘇生物質電廠如雨后春筍。目前，18家在運行的生物質電廠主要集中在蘇中、蘇北糧食主產區，一些地級市更是占三四家之多，相鄰最近的兩家發電廠相隔僅9公里。
由于電廠分布過于密集，燃料爭奪戰天天都在上演。據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他所在企業的原料收集半徑已達100多公里，最遠還跑到臨近的安徽省等地。“現在一些原料的收購價已經較當初項目可研時翻了近兩倍，不少企業不得不建立價格聯盟，防止中間商搗鼓哄抬價格。”
“農業生產的模式決定了原料收集難是必然結果，如果一定要收集，那就一定會面臨價格高的后果。對此，我也沒有好的建議。”秦世平在日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江蘇生物質發電企業集中不是政策出了問題，能源局早就有規定生物質電廠的原料收集半徑為100公里。
“目前生物質發電的審批權限在省級能源主管部門，但是國家能源局要求各省先要做好規劃。其實一哄而上的情況早已發生，能源局為此也發了文件，但收效不大，而且企業投資行為政府部門不宜過度干預。”他說。
記者在走訪的幾家生物質電廠燃料堆放處發現，除秸稈外，花生殼、稻殼、樹皮、建筑模板、木屑等品種是五花八門。相關企業負責人直言，他們燒秸稈的意愿并不強烈，多數企業的秸稈與其他生物質燃料比例是1：1甚至更少。“燒啥都是一樣，當然選最劃算的方式燒。”
據相關人士透露，生物質燃料不只有秸稈，發電企業為求經濟最大化、減少虧損，會結合爐型對燃料特性的要求并綜合考慮各燃料的成本及熱值，將燃料按一定比例混燒。
在洪澤縣共和鎮，一家專為生物質發電廠供應秸稈的草站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他投資幾十萬元購置的兩條秸稈粉碎打包流水線總處理能力為8000噸/年，按每噸30元的利潤計算一年能賺24萬，而目前的運力只達到一半。
在今年3月底江蘇省電力行業協會新能源發電專委會組織的一場生物質發電內部交流會上，不少在座企業代表就建議，生物質發電應享受垃圾發電同等的政府補貼待遇，提出“各地針對秸稈禁燒的補貼若能以電廠收購量為基準真正補貼到農戶、中間商或發電企業手中，或者以政府為主導建立燃料收集體系，電廠燒秸稈的積極性自然會得到提高。”
在會上，一些企業還呼吁，改善因電費補貼滯后帶來的現金流短缺的問題，同時也希望提高發電電價來扭轉目前虧損的局面。
據了解，目前生物質發電享受的是0.75元/千瓦時的固定電價，超出標桿電價的部分全部由可再生能源基金支出，由于涉及到能源、發改、財政三個部門，支付時比原料由價格司統管時滯后。
“這對購買燃料基本靠現金的發電企業來說確實不利。”不過，秦世平同時表示，國家支持生物質發電不等于企業可以隨便干什么都保證盈利。他預測：“盡管業內對上調生物質發電電價呼聲很高，但在今后很長時期內不可能上調了。”
小規模生物質電廠是出路？
收集半徑控制在10公里，氣化技術經濟性更好
在與不少發電企業的接觸中記者了解到，隨著排放標準日趨嚴格，每年巨額的環保費用讓企業本來舉步維艱的處境更加雪上加霜，同時秸稈綜合利用在政策上缺乏認可和規劃，企業自身不知如何定位，對生物質發電今后應朝哪個方向發展更是充滿困惑。一些企業已萌生退意，欲轉戰垃圾發電等看似賺錢的領域。
大型生物質電廠日子尚且難過，小型生物質電廠日子怎樣？
在江蘇省秸稈發電企業中，揚州市高郵秸稈發電項目略顯“微不足道”，無論裝機容量還是秸稈需求量都只是其他生物質電廠的零頭。
據項目方林源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林源科技”）董事長盛衛東介紹，目前企業發電總裝機容量為5MW，一年的秸稈需求量為4萬噸左右，依靠臨近的3個鄉鎮建立的村干部+經紀人組織網絡就可滿足自身的需求。而廠區的燃料倉庫，可以滿足一年用量的秸稈貯存。
“我總認為在江蘇，生物質項目一年的燃料規模不能超過8萬噸，超過這個數收購半徑就很大了。”他建議，燃料收購半徑控制在10公里范圍內較為合適。
雖是節省了運輸成本，但如此規模的發電企業，是否具備經濟性？
帶著這樣的疑問，記者來到公司位于高郵市界首鎮的廠區內，只見成捆的秸稈被壓制成顆粒狀，經履帶送入固定床氣化爐，產生的生物質氣經多重凈化后一部分輸送到燃氣鍋爐發電上網，另一部分給了蒸汽鍋爐為周邊工廠供熱，副產品焦油用于工業用途，碳渣則可制成肥料，秸稈在這里得到充分地利用。
盛衛東告訴記者，相比秸稈直燃發電等其它生物制工藝及裝備，秸稈氣化技術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供熱為例，天然氣每蒸噸蒸氣耗氣成本比生物質燃氣成本高出100元。“以一座年秸稈收集量在6萬噸的氣、熱、油、肥聯產聯供工程項目計算，可生產生物質氣1億立方米，同時向社會提供焦油5000噸，生產有機肥返還農業5000噸，企業僅3～4年即可收回投資。”盛衛東說。
據了解，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就開始研究生物質氣化發電技術，然而迄今為止秸稈氣化爐多以小型設備為主，直徑一般在1米左右，關鍵技術瓶頸制約其規模化、產業化發展。
經過多年研發，林源科技成功打造出直徑為3米的生物質氣化爐裝置，使得在國內現有單體固定床氣化爐1000m3/h產氣能力的基礎上，增加到單爐產氣能力4000～5000m3/h。與此同時，秸稈處理量（2.5t/h）、燃氣產率（1.84～2.1m3/kg）等各項指標均大大提升，不僅可供2～2.5MW內燃發電機組使用，而且82%的熱效率相比直燃發電不足30%的熱效率高出許多。
此外，為攻克生物質氣化焦油處理的難點，林源科技還開發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燃氣深度凈化組合技術。根據有關單位提供的檢測報告顯示，凈燃氣中的焦油含量低于5mg/m3、硫化氫含量小于10mg/m3、氯化氫含量小于1mg/m3，燃氣污染物含量低于國家排放標準。盛衛東透露：“目前單副產品焦油的出售價值就能平抑燃料成本。”
2009年，林源科技因此也獲得了由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及全球環境基金合作開展的中國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項目（CRESP）提供的示范項目競爭性贈款50萬美元。
當時項目驗收組組長、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許德平教授對項目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此項工藝和設備可用于規模化氣化發電，還可用于生產生物質化工原料、作為工業和民用燃氣等。同時，作為小規模的秸稈氣化發電項目，能充分適應中國秸稈資源極度分散的國情，為中國生物質發電提供了經濟性較好的技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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