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提標”要算綜合賬，成本壓力如何化解？
【谷騰環保網訊】8月，江蘇、河南相繼就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污染物排放提標問題二次征求意見，引起業界關注。
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因具有占地小、減量效果明顯、余熱資源可利用等顯著優點，成為解決“垃圾圍城”問題的有效手段，近年來取得長足發展。然而，生活垃圾在焚燒處理過程中，也會排放一些污染物，為了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危害，生態環境部在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率先推進“裝樹聯”工作，對排放指標全程嚴密監管。
近年來，地方提高生活垃圾焚燒污染物排放標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在這個過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爭議點，尤其是如何化解由提標帶來的成本壓力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氨”成為多地提標的“新增項”
江蘇省發布的《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二次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江蘇標準征求意見稿）明確，在有組織排放控制方面，在目前施行的國家標準《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18485-2014）的基礎上，增加“氨”這一排放控制指標，將其排放限值中的1小時均值設定為8毫克/立方米，并適當收嚴了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等的排放限值。業界分析，在有組織排放控制方面，這一標準“全國最嚴”。
垃圾焚燒過程中為何會產生氨逃逸？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徐海云告訴本報記者，垃圾焚燒處理是高溫燃燒過程，會產生氮氧化物，去除氮氧化物的過程往往需要添加氨水。當氮氧化物瞬時較高時，為確保氮氧化物達標排放，企業會增加氨的噴射，進而會出現小時氨逃逸量較大。
江蘇省生態環境廳認為，焚燒煙氣在脫硝過程中存在氨逃逸，但現行標準中未對氨設置排放控制要求，難以發揮污染物減排的作用，為加強管控，需增加氨排放控制指標。
據了解，在河南標準征求意見稿中，有關氨的排放限值的設定，各方產生了重大意見分歧。
河南省生態環境廳最初擬定氨的排放限值為小時均值8毫克/立方米，但多方提出不同意見。開封市生態環境局、鶴壁市生態環境局、南陽市生態環境局、濟源市示范區生態環境局、中國光大環境（集團有限公司）、焦作市綠鑫城發有限公司等單位建議放寬氨的排放限值。
為兼顧企業實際運行情況，提高標準實施的可行性，河南省生態環境廳最終采納建議，將氨的排放限值定為小時均值12毫克/立方米、日均值為8毫克/立方米。
據了解，目前，河北、天津、山東、江蘇等地已經施行或者尚處在征求意見階段的地方標準中，氨排放濃度限值均為小時均值8毫克/立方米。
地標為何趨嚴？
在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方面，目前施行的國家標準《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發布于2014年，于同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近年來，隨著技術進步和管控趨嚴等，GB18485-2014標準限值已愈顯寬松，無法更好地發揮控制污染物排放的作用。
以江蘇省為例，截至2022年年底，江蘇省已建成 62 家生活垃圾焚燒廠，擁有194臺焚燒爐，生活垃圾處理能力達到9.1575萬噸/日，企業數量和焚燒處理能力均位居全國前列。
江蘇省生態環境廳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目前，江蘇省垃圾焚燒企業執行的是國家標準《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其標準限值已遠不能滿足當前大氣污染治理要求。今年以來，江蘇省垃圾焚燒企業的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濃度為2.9毫克/立方米、19.6毫克/立方米、95.6毫克/立方米，約為國家標準的9.6%、19.6%、31.9%。江蘇省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甚至同一集團的不同企業大氣污染防治水平不一，污染物排放濃度相差較大，對當地大氣環境質量產生較大影響。以氮氧化物排放濃度為例，南京市5家垃圾焚燒企業平均排放濃度為55.7毫克/立方米，鎮江市3家垃圾焚燒企業平均排放濃度為99.62毫克/立方米，而連云港市4家垃圾焚燒企業平均排放濃度為125.2毫克/立方米；同為光大集團企業，光大環保能源（南京）有限公司排放濃度為48.1毫克/立方米，而光大環保能源（沛縣）有限公司排放濃度為144.7毫克/立方米。制定地方標準，對于現有焚燒工藝、污染治理技術和運行管理水平參差不齊的企業，可倒逼其提升污染治理技術和運行管理水平。”
目前，針對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污染物排放，上海、深圳、海南、河北、福建、天津、陜西等多個省市已經完成或正在開展地標的制修訂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標準嚴于國家標準和歐盟標準已經較為常見。
例如，河北《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污染控制標準》（DB 13 5325-2021）對顆粒物排放限值做出規定，要求其日均值為8毫克/立方米，嚴于國家標準要求的20毫克/立方米和歐盟標準要求的10毫克/立方米；《廈門市大氣污染排放標準》（DB35/323-2018）規定垃圾焚燒鍋爐氮氧化物排放標準為50毫克/立方米，遠低于國家標準要求的250毫克/立方米和歐盟標準要求的200毫克/立方米。
此外，在二氧化硫、氯化氫、一氧化碳等常規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設定中，均存在這種情況。
生態環境部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地方標準的制修訂要充分考慮地方的實際情況，包括排放總量、人口密度、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歐盟一些國家的環境容量相對較大。
江蘇省生態環境廳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今年1月—8月，江蘇省PM2.5濃度和優良天數比率改善幅度均居全國前列。但江蘇省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大于環境容量仍然是大氣污染問題的主要矛盾。”
提標后能耗碳排增加，要算綜合賬
雖然提標有現實需求，但一些環保企業和相關人士認為，提標是筆綜合賬，不僅要看減排效果，也需考慮由此帶來的能耗和碳排放量的增加。
一位不愿具名的環保企業運營總監給本報記者算了一筆賬：“我們有一個提標改造項目，據測算，這一項目的設備及廠房改造投資成本為一億元。改造后，主要環保物資氨水年耗用量增加140余噸，液堿年用量增加100噸，未來數年后還要產生約數十噸的催化劑危廢。此外，生產廠用電率增加10個百分點，綜合廠用電率增加幅度直逼30%，年減少上網供電量1980萬度。不包含設備維護成本，僅計算耗材（含催化劑）、能耗等，改造后，生活垃圾直接處理成本增加約45元/噸。而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氫減排量僅為70噸/年、7.0噸/年和1.6噸/年。因此，需要從全生命周期看垃圾焚燒污染物排放提標對環境改善的意義。少發的這些電，在生產過程中也產生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如果將生產、物資運輸等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和污染物排放量都計算在內，提標改造產生的綜合環境效益或許會打折扣。”
據悉，圍繞江蘇標準征求意見稿，中華環聯合會不久前組織30多家垃圾焚燒發電企業、近60位專家代表進行了討論。
有專家認為，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是城鎮環境基礎設施，其煙氣排放總量占江蘇省排放總量比例較小，為了限制部分指標（如氮氧化物）的排放，大幅增加環保耗材的用量勢必會造成配套產業鏈污染物排放量以及企業自身次生污染物產生（飛灰、SCR催化劑再生等）。
此外，部分老舊項目面臨沒有增設環保設施空間的問題，提標改造難度較大。高標準意味著高投入，在當前行業電價補貼政策退出及產能過剩背景下，地方應出臺明確的提標支持政策，確保提標改造和運行成本補償體系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提標”或可申請政府資金支持，望同步“提費”
中華環保聯合會廢棄物發電專委會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我們不反對生態環境部門提標，但反對沒有基礎的提標，反對只提標不提價。基礎指有些老舊項目原來的廠地、主設備的設計規劃水平有限，被迫‘拆舊建新’，會增加大量投資和運行成本。另外，要給予項目公司重組的改造時間。項目提標實施周期長，從立項、環評、設計、取得排污許可，再到采購、施工、調試、驗收、備案，需嚴格履行政府審批程序及規范的采購流程，無法在短期內完成提標改造。同時，政府要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否則企業很難生存。”
采訪中，有企業負責人表示：“目前，我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行業面臨電價補貼政策退出、產能過剩嚴重、應收賬款拖欠嚴重等問題，已經影響企業的可持續運營。一般情況下，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和政府簽訂協議時，都有約定，如果政府提標，企業要求提費是合理、合法的。但問題是生態環境部門負責提標事宜，其他部門負責提費事宜，部門協同方面有待加強。”
還有的企業負責人說：“我們企業所在地氮氧化物排放的日均值排放限值目前是200毫克/立方米，如果降到120毫克/立方米，一般情況下，一噸垃圾的處理成本增加5元錢左右，但如果從120毫克/立方米降到100毫克/立方米以下，處理一噸垃圾的成本就要增加20多元，甚至30元。我們采用SCR（選擇性催化還原技術）工藝來確保穩定達到氮氧化物排放限值要求，但目前我們使用的催化劑很多是進口的，按新標準提標，意味著要購買更多國外的催化劑核心材料，成本很高。”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由于電價補貼不到位或退出后相應的垃圾處理費沒有上調、垃圾量不夠等原因，很多垃圾焚燒企業都在虧損的邊緣。如果不合理地提標，最后的結果可能是部分民營企業退出，國企靠銀行貸款來維持自身業務，最終將會給產業和環境帶來嚴重后果。”
根據此次發布的江蘇標準征求意見稿的要求，對脫酸、脫硝設施實施提標優化改造，并適當新增帶式除塵器和活性炭的使用量，處理設施成本共計需投入14.48億元，每年增加運行成本4.52億元。
對此，江蘇省生態環境廳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垃圾焚燒企業脫硫脫硝除塵等污染治理技術成熟穩定，而且對符合條件的垃圾焚燒企業提標改造項目，可以申請中央大氣污染防治資金和江蘇省環保引導資金，最高可給予50%的資金支持。同時，我們也希望企業能夠爭取適當提高垃圾處理服務費，以進一步減輕其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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